(阅读库www.yuedsk.com)(阅读库 www.yuedsk.com) 5月15日这天，江弦来到了位于沙滩北街2号的《人民文学》编辑部。
他当然是来参加《红高粱》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
“江弦，这里。”
崔道怡喊他一声，寒暄两句后，他提醒道：“咱们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是规格比较高。”
“都有谁来？”
“光是咱们编辑部就有好几个资深编辑还有编委会出席，像是编委徐怀中同志，他就是写军旅文学的，刚好能对你这部作品的战争部分提一些建议。
另外主编他老人家也会来帮你坐镇。
除了咱们《人民文学》还有些编辑部也来了人，像是人文社那边，严文井同志和韦君宜老太太也过来了，至于中作协那边，来了几位领导，冯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还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协的王濛同志、张洁同志，评论界李陀、阎纲，此外还有燕大、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着手指头，把研讨会上的嘉宾给江弦数了一遍。
江弦一听，这规格确实够高。
国内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嘉宾凑出这样豪华的阵容。
当然，这也离不开《人民文学》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蕴。
换作其他杂志，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能量。
“小弟。”
正聊着，张洁笑盈盈的过来和江弦打了声招呼。
张洁算是这个嘉宾阵容中资历比较浅的。
毕竟她写作的起点比较晚，江弦依旧记得，几年前他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改稿子，张洁就住在他的隔壁，两人时常串门，聊写作、聊文学、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坛崭露头角，张洁丝毫不亚于他，仍是佳作频出，好稿子一部接着一部的发，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篇质量不亚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名作。
仔细一琢磨，张洁老师这样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着自己的才华便能追上江弦开挂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吓了一跳。”
张洁说，“伱这篇《红高粱》，绝对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篇战争题材了。”
“张老师，你言重了。”江弦自谦道。
“我就是实话实说。”
张洁心直口快，笑着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给写军事题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难题了，我熟悉的好些个军旅文学作家，都铆足了劲，准备挑战《花环》这座高峰。
没想到他们还没挑战成功，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张洁的话并不是玩笑，国内的战争题材实在是太少，国外有《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个名篇，国内则很难找出这样深受欢迎的战争题材。
江弦回想一下当代文学之中，《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这种写得好的战争作品太罕见了，除了这两部，很难再想到其他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剑》了。
《亮剑》这部作品，属于电视剧比精彩的典型。
《风声》？
《风声》属于谍战的范畴，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题材有比较大的分别。
这次座谈会由人文社的韦君宜老太太来主持。
江弦先把的内容讲了二十多分钟，讲述了内容，也讲了自己写作的动机。
“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俄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而扼腕叹息。
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我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大不了去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不少嘉宾都点头认可。
的确如江弦所说，不管是《花环》还是《红高粱》，内容都有惹出乱子的风险，除了他，恐怕也没别的作家再敢写了。
江弦把话讲完，话题就交给了别人。
研讨会的气氛总体上算比较轻松，王濛捏着一份《红高粱》的稿子，感慨说：
“我肯定写不出这种英雄好汉王八蛋的语调。
江弦这篇《红高粱》不仅仅在主题上进行了突破，结构和语言也很不同，写的很跳跃，‘头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说话一向比较风趣，他这个“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调侃，逗了个满堂欢笑。
“的确如王濛同志所说。”
京城作协的吴组缃一板一眼的接着说：“读到这的某些片断时，我觉得这些语法有些过分，怎么能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
吴组缃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
他曾任青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担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当中语法的错误完全瞒不住他的眼睛。
顺带一提，这位对《红楼梦》这部名著很有研究，非常有名，担任《红楼梦》研究会的会长职务。
吴组缃微侧着身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这篇《红高粱》如果交给一名中文系的老师来读，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上面画满红叉，会说这句、那句，都写的不通顺，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词不当、逻辑错误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的读者受到感染。
这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你们说呢？”
“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花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 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花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所以我的这篇《红高粱》当中，并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担心的问题。”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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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是来参加《红高粱》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
“江弦，这里。”
崔道怡喊他一声，寒暄两句后，他提醒道：“咱们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是规格比较高。”
“都有谁来？”
“光是咱们编辑部就有好几个资深编辑还有编委会出席，像是编委徐怀中同志，他就是写军旅文学的，刚好能对你这部作品的战争部分提一些建议。
另外主编他老人家也会来帮你坐镇。
除了咱们《人民文学》还有些编辑部也来了人，像是人文社那边，严文井同志和韦君宜老太太也过来了，至于中作协那边，来了几位领导，冯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还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协的王濛同志、张洁同志，评论界李陀、阎纲，此外还有燕大、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着手指头，把研讨会上的嘉宾给江弦数了一遍。
江弦一听，这规格确实够高。
国内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嘉宾凑出这样豪华的阵容。
当然，这也离不开《人民文学》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蕴。
换作其他杂志，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能量。
“小弟。”
正聊着，张洁笑盈盈的过来和江弦打了声招呼。
张洁算是这个嘉宾阵容中资历比较浅的。
毕竟她写作的起点比较晚，江弦依旧记得，几年前他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改稿子，张洁就住在他的隔壁，两人时常串门，聊写作、聊文学、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坛崭露头角，张洁丝毫不亚于他，仍是佳作频出，好稿子一部接着一部的发，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篇质量不亚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名作。
仔细一琢磨，张洁老师这样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着自己的才华便能追上江弦开挂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吓了一跳。”
张洁说，“伱这篇《红高粱》，绝对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篇战争题材了。”
“张老师，你言重了。”江弦自谦道。
“我就是实话实说。”
张洁心直口快，笑着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给写军事题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难题了，我熟悉的好些个军旅文学作家，都铆足了劲，准备挑战《花环》这座高峰。
没想到他们还没挑战成功，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张洁的话并不是玩笑，国内的战争题材实在是太少，国外有《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个名篇，国内则很难找出这样深受欢迎的战争题材。
江弦回想一下当代文学之中，《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这种写得好的战争作品太罕见了，除了这两部，很难再想到其他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剑》了。
《亮剑》这部作品，属于电视剧比精彩的典型。
《风声》？
《风声》属于谍战的范畴，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题材有比较大的分别。
这次座谈会由人文社的韦君宜老太太来主持。
江弦先把的内容讲了二十多分钟，讲述了内容，也讲了自己写作的动机。
“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俄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而扼腕叹息。
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我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大不了去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不少嘉宾都点头认可。
的确如江弦所说，不管是《花环》还是《红高粱》，内容都有惹出乱子的风险，除了他，恐怕也没别的作家再敢写了。
江弦把话讲完，话题就交给了别人。
研讨会的气氛总体上算比较轻松，王濛捏着一份《红高粱》的稿子，感慨说：
“我肯定写不出这种英雄好汉王八蛋的语调。
江弦这篇《红高粱》不仅仅在主题上进行了突破，结构和语言也很不同，写的很跳跃，‘头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说话一向比较风趣，他这个“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调侃，逗了个满堂欢笑。
“的确如王濛同志所说。”
京城作协的吴组缃一板一眼的接着说：“读到这的某些片断时，我觉得这些语法有些过分，怎么能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
吴组缃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
他曾任青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担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当中语法的错误完全瞒不住他的眼睛。
顺带一提，这位对《红楼梦》这部名著很有研究，非常有名，担任《红楼梦》研究会的会长职务。
吴组缃微侧着身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这篇《红高粱》如果交给一名中文系的老师来读，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上面画满红叉，会说这句、那句，都写的不通顺，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词不当、逻辑错误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的读者受到感染。
这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你们说呢？”
“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花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 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花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所以我的这篇《红高粱》当中，并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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