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库www.yuedsk.com)(阅读库 www.yuedsk.com)[usstｅdu]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回****大佬对袁崇焕的总结[博客帖]
在我通过几篇文章指出****大佬篡改史料制造伪证的情况下，酷爱“引经据典”的****大佬很聪明的改变作战风格了。只扣帽子，不摆证据，这的确是伪证被一再拆穿无以应对时的好方法。那么，既然他开始不摆证据凭空造谣，我就用真凭实据来拆穿他的谎言吧。需要注意的是，****大佬这里总结的袁崇焕的“失误”，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经被我拆穿的伪证而来的。在一再回避我的“30问”和“13问”的同时，他却又四处抛售这些根据伪证而来的错误结论，可见，****大佬在失去了售卖伪证这个看家法宝后，只能用无数遍信口雌黄的重复谎言来制造视觉疲劳了。只是，谎言即使重复了一千遍，难道就会变成真理吗？
他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袁大人出关以前，后金由于饥荒而没有粮食吃，窘迫得向朝鲜要粮食，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攻不破关宁防线，又因为有毛帅的牵制而不能绕道蒙古，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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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后，朝鲜输入后金的物资“主要以布匹、纸张、皮货为大宗，朝鲜土产、药材、杂物等次之”（摘自《“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此处结论的依据是对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9这段时间内《朝鲜仁祖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的统计。在朝鲜的史料记载中，除了丁卯之役那次进贡的二千石粮食之外，直到1639年之前，所有的进贡清单和交易清单里都没有粮食这一项。
2、可以肯定的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来书”的前五封肯定是书写于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即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毛文龙与后金私自谈和。
3、崇祯元年九月，后金与喀喇沁联军在兴安岭一带打大败察哈尔，毛文龙丝毫没有牵制。此时袁崇焕刚到任一月，宁远兵变刚平息。该负牵制之责的毛文龙毫无动作，祖大寿却在黄泥洼取得了一次小胜。此战也是喀喇沁部从明朝“肉边墙”开始逐渐投靠后金的开端。
4、此处****大佬用词很巧妙，1628年5月，王之臣弃守锦州防线，因此****大佬在这里说后金“攻不破关宁防线”。但是实际上，后金对山海关宁远都没有攻击行动，何来攻不破？
可袁大人出关后，不仅杀毛帅毁东江，私下议和又卖粮食，让后金安然绕道蒙古，使“关宁防线”报废了，从此关内再无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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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杀毛文龙仅一人，未及东江余部，袁崇焕指定的东江继任人为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陈继盛。东江镇抗金直至袁崇焕死后七年，战至仅逃生六七人，何来毁东江？
2、袁崇焕在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奏对时，就说“守为正着，和为旁着，战为奇着”，崇祯的回答是：“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崇祯长编》）“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何来私下议和？
3、卖粮食是卖给蒙古喀喇沁部而不是后金，喀喇沁就是朵颜三卫，又称朵颜三十六家，其含义就是三十六个部落，根本不是****大佬所说的一个部落。崇祯初年，喀喇沁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其实就在天启年间，喀喇沁还是明朝比较忠实的盟友，宁远大战后，就是这些部落主动追击了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漠南蒙古（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最大的部落察哈尔与喀喇沁等部开战，结果是喀喇沁惨败。对于这种形势，自顾不暇的明朝是无力也无心帮助的的，喀喇沁只能求助于后金。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终于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样是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这也就是****大佬说“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一个证据。但事实上，这个是皇太极的单方面命令，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实际上仍旧是阳奉阴违，在明清之间摇摆，各部落自行其事。史学界公认的喀喇沁真正降清，实际上是崇祯八年的事情，直到这一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束不的部”的酋长。也就是崇祯二年正月，喀喇沁部分部落因为饥荒抢劫明朝边镇，二月，崇祯遣人责问，喀喇沁申诉无粮过冬实为无奈。三月，喀喇沁请求袁崇焕卖米给他们渡过饥荒，崇祯听闻了喀喇沁买米其实是为后金代购的传言，因此下旨袁崇焕停止开市。袁崇焕上奏说明原委，崇祯回复只允许计口卖粮。唯一能“证明”袁崇焕存在卖米资敌的证据是《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的陈仁锡出使辽东一事，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考察成书背景，后者应当是源自前者。此事原文为：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首先来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单从这里看，似乎是袁崇焕在宁锦谎报敌情，但是查诸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根本没有如此惊人的消息。何况，明清之间自有战争以来，明朝所有的奏报中，最多也只是丁卯之役时李嵩报告的十万。而袁崇焕的敌情汇报中，最多不过六万。怎么会冒名奇妙冒出来一个十五万呢？因此，这个十五万攻宁远的军情，最大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流言。
然后再来看后面这句，“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插汉就是前面说的漠南蒙古的最大部落察哈尔。自天启七年起，喀喇沁已经和察哈尔势不两立，怎么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陈仁锡这个情报从何而来？下文说明，“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居然能说出束不的“阳仇插汉，其实昵之”的情报，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而后金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和亲是其拉拢各部落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代表两者坚定的同盟关系。再下面的一句我就不整句再重复了，但是此句中的“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也是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取出来，以此来说后金人直接跑到袁崇焕的市场上买米。实际上，这里的记载只是写束不的部“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而四百“建州哨”只是说在束不的部内，没有说在开市的人群里。
后面的“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依旧是基于束不的与察哈尔“其实昵之”的荒唐前提。而最后一句“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依旧存在谎报，“四汗”就是皇太极，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哪里攻打过宁远？
通观这两个武进士的报告，错落百出，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连束不的和察哈尔的关系都搞不清。其实，仔细分析这段记载的话，不难看出，这两个糊涂的武进士是把所有异族都看成一伙的。一边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武断，一边又是请求“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的贪功……
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细读袁崇焕的奏折，理由很清楚。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在明朝应付一个后金都尚嫌吃力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坚决把喀喇沁推向敌人吗？“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
束不的部于八月与后金结盟。这个结果的确说明袁崇焕的招抚政策失败，但是并不能代表三月袁崇焕的开市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这是为了减少敌人而应该做的努力。其二崇祯已经指令计口卖粮的情况下基本不存在资敌的可能，除非束不的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后金，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束不的确定与后金合作是八月的事，三月计口买来的米难道还能吃到八月吗？事实上，明末辽东每年收成的时间是六月，袁崇焕计口卖粮只可能供给束不的“不满万”的人口到六月的口粮。皇太极之所以六月“议伐明”，并令蒙古各部“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正是因为后金也已经得到了新的一年的收成，可以有军粮准备军事行动了。
4、后金是安然绕道蒙古吗？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后金每牛录的甲兵数是六十人，因此皇太极带随入口的兵力只是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到。为何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5、皇太极入口就等于宁锦防线报废了吗？恰好相反，当满清用事实证明了他已经具有戏弄整个明朝的实力后，唯有宁锦防线才使得他不敢深入中原太远太久，因为始终有一只他啃不下的铁骑威胁着他的大本营。而当崇祯十七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被满清占据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席卷整个中原。
他这些错误里许多都是无法弥补的，比如东江镇，在他任命的一帮当了二十几年汉奸，投诚不过一年的人把持东江要职以后，这些人又重新投降了后金，最后兵变夺取了实权，后来有叛乱，并积极策反，所以东江被搞瘫痪了不说，连山东也叛乱，满清四个异姓王有三个出自这里，还有一个是袁大人手下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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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无数次指出****大佬故意混淆刘氏兄弟的忠奸区别后，他始终仍是要一如既往的把刘氏兄弟都打成汉奸。无它，篡改这段历史以求抹黑袁崇焕而已。
刘兴柞兄弟七人，初时的确从事于后金，刘兴柞更是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刘兴柞诈死逃到明朝，其余兄弟也随后从后金潜返明朝，成为东江将领。不可否认，刘氏兄弟是做过汉奸，时间虽然不是****大佬信口雌黄的二十多年，而是十年左右，但这也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刘氏兄弟归明后的作为如何呢？七兄弟里事迹最著名的有刘兴柞、刘兴基、刘兴治，分别排行老二、老三、老五。袁崇焕在皮岛杀了毛文龙后，重编东江军为四协，任命刘兴柞为其中一协的统领。不久以后又将四协改为二协，刘兴柞仍旧担任其中一协的统领。需要指出的是，两次整编中，另有一位陈继盛也始终是协领一职。而且直到袁崇焕入狱，东江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陈继盛，刘兴柞需要服从他的指挥。而陈继盛的身份则是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袁崇焕如此任命，显然是为了东江的军心安定。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接任辽事，将刘兴柞调到了宁远，刘兴柞在皮岛的协领一职就由刘兴治接任。此后，刘兴柞运用自己熟知后金军中口令旗号的特长，取得了一次小规模战事的胜利，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是在接着的一场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刘兴柞误中流矢，阵亡在抗清第一线。此时，在皮岛的刘兴治也取得了一次获胜的战绩。但是之后在刘兴柞的祭奠仪式上，刘兴治以刘兴柞身后待遇不公为理由发动兵变，杀了皮岛总指挥陈继盛和其属下一批军官。兵变发生后，孙承宗派遣副总兵周文郁赴皮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朝廷妥协，刘兴治领皮岛兵事。之后，刘兴治又在一次战斗中小挫清军。但是几个月后，刘兴治再起叛乱，这一次的目的却是为了降清，此次叛乱中，刚被调回皮岛的刘兴基坚决反对，结果被刘兴治绑了起来毒打。刘兴治第二次皮岛叛乱的结果是，被旅顺派出的明军厘平。
通过以上简单叙述的历史，可以知道，刘氏兄弟虽然曾经做过汉奸，但是归明以后，至少刘兴柞和刘兴基是始终忠于明室的。而刘兴治在第二次叛乱前，也还没有投敌的想法。袁崇焕生前，重用的正是刘兴柞和刘兴基，前者为皮岛协领，后者被袁崇焕带在宁远随军。刘氏兄弟其余几位包括刘兴治在内，在袁崇焕掌辽之时，根本没有被赋予什么“要职”。而****大佬却罔故事实，将刘氏七兄弟都称为汉奸，并把孙承宗任内的刘兴治得势叛乱也栽赃到袁崇焕头上，实质依旧是利用一般人不清楚这段事迹，肆意篡改历史抹黑袁崇焕。
2、再来说说满清四个异姓王的“三个”。明军厘平刘兴治的第二次叛乱后，朝廷任命了原旅顺守将黄龙担任新一任东江总兵。黄龙在清理叛乱余党的时候，牵涉到了耿精忠（因为其弟参与叛乱），耿精忠因此与孔有德一起私逃到了登莱孙元化标下。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孔有德被派去增援宁锦，路上却因缺饷强抢富户而兵变。由此，孔有德一路杀回登莱，耿精忠也随后叛变合流。孔耿此次叛乱被宁锦调来的辽东军杀败，两人带残部走水路投奔后金，却被黄龙与尚可喜在海路上狠狠的劫杀了一番。两年后，已经降清的孔耿又劝降了尚可喜，“山东三矿徒”就此都成为了汉奸。这一段历史比刘氏兄弟的更清楚，这三人叛变完全是自身原因，和毛文龙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大明朝亏待了他们。非要说的话，顶多只能说黄龙清理叛乱时打击面可能太大。但是，推荐黄龙为东江总兵的是孙元化，此时的蓟辽督师也已经是孙承宗。一句话，与袁崇焕全无关系。
3、吴三桂，袁崇焕死的时候他根本还没从军。
他耗费的银子砸进了锦州这个巨坑很难恢复，当锦州被修成了鸡肋后又是很难放弃的，最终明朝最后的家底“八总兵十三万人”被人家“围点打援”了，这些也是无法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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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崇焕耗费的银子很多吗？
《崇祯长编》卷15：“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00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0.75两，每万人就是20.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0.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0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00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0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0万石粮食（或者180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0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0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0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00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发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0.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0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0万之外，还有70万的数字似乎是多发的。
这70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发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发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发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发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发。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0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0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发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发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0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0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0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00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发放300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发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00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0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发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0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0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
但是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请饷”混淆成“得饷”，称袁崇焕在480万军饷外还得了120万内帑——而真实的30万内帑应当是一并计算在480万这个总数内的。
2、松锦之战是如何败的，洪承畴十三万大军惨败的原因是什么？
围点打援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是地理的要求，而是战力的优势！至少是对围住的“点”和要打的“援”都具有局部战力的优势。否则，既围不住“点”，也吃不了“援”。当然，在总体战力上，也允许比“点”和“援”加起来的实力稍差一些，虽然这样就有些冒险，但是是有可能通过战术的灵活变动打时间差，以达到局部短期内的优势。可是，如果想要围点打援的一方，如果自身实力弱于“点”和“援”的任何一方，这个战术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只除了唯一的一个特例：奇兵的运用。
松锦大战第一阶段，祖大寿在锦州内的守军约有三万人，多尔衮屯田义州逐渐增兵，最后总兵力增加到四万，祖大寿逐渐被困守锦州。第二阶段，洪承畴带十三万大军赶到松山，与祖大寿内外夹击对付多尔衮，明军占据绝对优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洪承畴没有彻底击溃多尔衮，打通到锦州的道路，实在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第三阶段，皇太极带领8万大军赶到救援，此时明军总数稍多于清军。但是由于明军被分割成了两块，因此对于洪承畴驻守杏山的13万大军来说，与皇太极的总体实力只是相当。考虑到明军野战不利，因此洪承畴更加小心谨慎的防守，以至于被清军施施然的挖了三道从锦州直到海边的大沟，隔断了锦州杏山所有明军和后方的联系。这时，皇太极出奇兵了：用阿济格带一支偏师夺取了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终于，明军军心大乱，洪承畴决定全军撤回宁远。但是撤退行动开始后，明军各部自行其事，丢弃了统一指挥的明军只能被清兵肆意屠杀。松锦大战的败局就此底定。从皇太极援军赶到，至洪承畴大败，总共不过十二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松锦大战前半阶段，洪承畴是完全有绝对实力可以击溃多尔衮的。从《满文老档》记载的多尔衮当时的军报就可以看到，以四万敌十六万的多尔衮是抵挡的多么狼狈。但是过于保守的明军将战事拖延到了皇太极整军来援。皇太极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突出奇兵，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军心，完成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这场惨败，和地形因素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反，对于明军的车营和满清的骑兵来说，锦州附近多山的地形其实正是极不利骑兵发挥、有利于车营火器防守的，这也正是孙承宗和袁崇焕选择在锦州筑城的原因所在。
他不策应朝鲜和东江，不仅让东江受损，朝鲜和后金结盟，更让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这样明朝在辽东的封锁圈就没有，毛帅一死后金则毫无顾及的绕道蒙古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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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时，袁崇焕有能力策应朝鲜和东江吗，如果策应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结果吗？
天启七年皇太极派遣阿敏率军三万征朝，顺便侵剿毛文龙。（三万这个数字可查看《朝鲜李朝实录》。明朝由于前线的毛文龙虚报敌情，所以有五六万、八万、十万三种说法，但是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军功是家常便饭，将其所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满清、朝鲜历次记录相对照，几乎从来没有未夸大的时候，这次当然也是如此。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且被阿敏打的凄惨无比，当然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因此阿敏征朝兵力只可能比三万少，绝不可能更多。由于满清方面没有丁卯出兵数的记录，因此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当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是毛文龙的谎报却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毛文龙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因此，真正使得这次可能的机会被浪费的，正是****大佬口中英勇无敌的毛大将军。
因此，第一，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使得明朝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第二，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2、丁卯之役朝鲜的惨败导致了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吗？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切身的利益，怎么可能发生立场大翻盘？喀喇沁部逐步转头后金，是从天启七年秋冬与察哈尔部大战却惨败开始的，如前“卖粮”事件中所述。
3、从《满文老档》中收录的“毛文龙来书”中也可以知道，丁卯之役后，毛文龙私自大打议和牌，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根本就没有了对后金作战的勇气和计划。即使在毛文龙间或还有胆一战时，广宁大战、宁远大战、宁锦大战这些所有的辽东战事中都未见东江的身影，难道毛文龙不死的话就能在己巳之战中建奇功？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未及东江其余将官士兵，东江实力丝毫无损。如果要说毛文龙生前对后金有所威胁的话，即使他死后这支力量依旧存在。难道东江这支力量掌握在袁崇焕手中，还不如掌握在首鼠两端的毛文龙手中威胁大？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他，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崇祯留了他几个月，杀他是因为民愤不平，国法不容。民愤主要是京畿地区的，因为袁大人自己保证在蓟西堵住后金军，他上奏曰：“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瞎指挥，后金军过了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才往北京赶。
蓟门很险要，素有“畿东锁钥”之称，袁大人不集中兵力在这里堵，却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连侦防都不能实现，实在是无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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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
4、皇太极在得知对阵的是袁崇焕后，第一次改变了入口以来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的军事作风，只敢悄悄绕过袁崇焕的防线，足以说明袁崇焕是皇太极唯一忌惮之人。袁崇焕得知后金军队绕路进军后，日夜疾驰，后发先至，迟一天出发却比后金提前一天赶到北京。
5、蓟门再险要，也只是相当于华北平原上其余地区的一马平川而言，一个未加修筑防御工事封锁的天然险地，难道能比皇太极入口的长城还险要么？后金军队一入长城，在华北平原就有如龙入大海，即使明军封锁住蓟州一带短短的区域，仍有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可供八旗铁骑选择侵略方向。难道皇太极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军事入门者，不晓得根据明军的布防相应改变自己行军路线么？仅靠五万明军就想要在华北平原上成功阻截满蒙联军，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袁崇焕死后，后金还曾四入中原，明军依然拿四处运动的清兵毫无办法，足可见以此责袁崇焕失职，完全是强人所难。
6、指责袁崇焕“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与指责袁崇焕没有阻截住满蒙联军是根本矛盾的两件事。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根本不是指责他这种行动导致阻截失败——崇祯对于军事也比****大佬强得多，不至于说出这么狗屁不通的话——崇祯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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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袁崇焕从上任到下狱，崇祯真正给他的事件只有十六个月，以五年平辽未能达成目标来罪责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是最为可笑的罪名。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大佬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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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辽饷和辽东军饷的区别，是明末历史的一个常识，这点我也已经再三对****大佬指出。但是与其它篡改历史的伎俩一样，如此便于混淆视听的说法，****大佬即使明知错误也始终不肯放弃。而明知故犯的恶意抹黑英雄，其性质比无意的误解要恶劣十倍百倍。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0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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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大佬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还真是有意思的很。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的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
另外，袁大人消耗的“宁锦防线”上的太多的资源，不仅导致了蓟镇无法加强而被后金突破，还导致了其他几个北方军镇的军饷、粮饷无法如数派发，灾民不能得到及时的赈济，这导致了诸如李自成这样流民和溃兵相结合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北京在遭受瘟疫以后被流寇轻易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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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财政已经陷于崩溃。辽东士兵所费，不过是该得的薪资而已。宁锦防线的额外开支，也远远小于合理范围。因此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如果要加强蓟镇，单单修补一千多里的长城就需要耗费崇祯朝一百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而给全国所有的士兵按时足额发饷，同样也是皇帝和百官不吃不喝都满足不了的一笔庞大数字。在这种总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应该优先配给哪里？当然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辽东，当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辽军。袁崇焕死后，崇祯王朝苟延残喘的十余年内，阻挡住满清大举入侵步伐的，成功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都是这支关宁铁骑。如果明廷没有把资源优先保证这支军队（其实也不过是基本按时足额发工资而已），明朝的灭亡还要早十年。
就明朝灭亡而言，袁大人这几下子确实来得不轻，而且很不是时候，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持续70余年，明朝以那点可怜的财政，一直撑到了1644年，就快熬过去了，1650年以后灾害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灾害逐渐减退带来的恢复而已，离明朝正常水平还差了很远，若没有袁大人这几下子折腾，明朝再熬上几年，就缓过气来了，国力恢复到相当水平，那不是后金这种对手能应付的。
在灾荒年间，人口其实是负担，但在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时期，人口就是资源，明朝就是没有熬过这个节点，实在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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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小冰河期中，比明朝更寒冷的、粮食收入更少的满清越战越强；拥有国土一半南方粮仓的明朝却更快更无可救药的糜烂了。恶劣的气候难道真的象****大佬所说，是明朝致亡的根本原因吗？
在袁崇焕之前，历任辽东指挥官节节败退，从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直到锦州，辽东镇的国土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而且明朝在满清的进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正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首次在正面战场上抵挡住了满清的攻势，为明朝的修生养息和恢复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袁崇焕始终坚持的“和为旁着”，更是这种战略修整的必要补充手段。延续大明王朝的功臣，正是袁崇焕！
在灾荒却没有战争的年间，人口的确是负担；但是在灾荒而导致战争的时期，人口却是一项资源。而且，如果小冰河期理论成立的话，满清的的受灾程度理所当然要比明朝更甚。天灾绝不可能成为明亡于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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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通过几篇文章指出****大佬篡改史料制造伪证的情况下，酷爱“引经据典”的****大佬很聪明的改变作战风格了。只扣帽子，不摆证据，这的确是伪证被一再拆穿无以应对时的好方法。那么，既然他开始不摆证据凭空造谣，我就用真凭实据来拆穿他的谎言吧。需要注意的是，****大佬这里总结的袁崇焕的“失误”，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经被我拆穿的伪证而来的。在一再回避我的“30问”和“13问”的同时，他却又四处抛售这些根据伪证而来的错误结论，可见，****大佬在失去了售卖伪证这个看家法宝后，只能用无数遍信口雌黄的重复谎言来制造视觉疲劳了。只是，谎言即使重复了一千遍，难道就会变成真理吗？
他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袁大人出关以前，后金由于饥荒而没有粮食吃，窘迫得向朝鲜要粮食，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攻不破关宁防线，又因为有毛帅的牵制而不能绕道蒙古，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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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后，朝鲜输入后金的物资“主要以布匹、纸张、皮货为大宗，朝鲜土产、药材、杂物等次之”（摘自《“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此处结论的依据是对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9这段时间内《朝鲜仁祖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的统计。在朝鲜的史料记载中，除了丁卯之役那次进贡的二千石粮食之外，直到1639年之前，所有的进贡清单和交易清单里都没有粮食这一项。
2、可以肯定的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来书”的前五封肯定是书写于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即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毛文龙与后金私自谈和。
3、崇祯元年九月，后金与喀喇沁联军在兴安岭一带打大败察哈尔，毛文龙丝毫没有牵制。此时袁崇焕刚到任一月，宁远兵变刚平息。该负牵制之责的毛文龙毫无动作，祖大寿却在黄泥洼取得了一次小胜。此战也是喀喇沁部从明朝“肉边墙”开始逐渐投靠后金的开端。
4、此处****大佬用词很巧妙，1628年5月，王之臣弃守锦州防线，因此****大佬在这里说后金“攻不破关宁防线”。但是实际上，后金对山海关宁远都没有攻击行动，何来攻不破？
可袁大人出关后，不仅杀毛帅毁东江，私下议和又卖粮食，让后金安然绕道蒙古，使“关宁防线”报废了，从此关内再无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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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杀毛文龙仅一人，未及东江余部，袁崇焕指定的东江继任人为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陈继盛。东江镇抗金直至袁崇焕死后七年，战至仅逃生六七人，何来毁东江？
2、袁崇焕在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奏对时，就说“守为正着，和为旁着，战为奇着”，崇祯的回答是：“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崇祯长编》）“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何来私下议和？
3、卖粮食是卖给蒙古喀喇沁部而不是后金，喀喇沁就是朵颜三卫，又称朵颜三十六家，其含义就是三十六个部落，根本不是****大佬所说的一个部落。崇祯初年，喀喇沁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其实就在天启年间，喀喇沁还是明朝比较忠实的盟友，宁远大战后，就是这些部落主动追击了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漠南蒙古（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最大的部落察哈尔与喀喇沁等部开战，结果是喀喇沁惨败。对于这种形势，自顾不暇的明朝是无力也无心帮助的的，喀喇沁只能求助于后金。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终于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样是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这也就是****大佬说“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一个证据。但事实上，这个是皇太极的单方面命令，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实际上仍旧是阳奉阴违，在明清之间摇摆，各部落自行其事。史学界公认的喀喇沁真正降清，实际上是崇祯八年的事情，直到这一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束不的部”的酋长。也就是崇祯二年正月，喀喇沁部分部落因为饥荒抢劫明朝边镇，二月，崇祯遣人责问，喀喇沁申诉无粮过冬实为无奈。三月，喀喇沁请求袁崇焕卖米给他们渡过饥荒，崇祯听闻了喀喇沁买米其实是为后金代购的传言，因此下旨袁崇焕停止开市。袁崇焕上奏说明原委，崇祯回复只允许计口卖粮。唯一能“证明”袁崇焕存在卖米资敌的证据是《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的陈仁锡出使辽东一事，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考察成书背景，后者应当是源自前者。此事原文为：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首先来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单从这里看，似乎是袁崇焕在宁锦谎报敌情，但是查诸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根本没有如此惊人的消息。何况，明清之间自有战争以来，明朝所有的奏报中，最多也只是丁卯之役时李嵩报告的十万。而袁崇焕的敌情汇报中，最多不过六万。怎么会冒名奇妙冒出来一个十五万呢？因此，这个十五万攻宁远的军情，最大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流言。
然后再来看后面这句，“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插汉就是前面说的漠南蒙古的最大部落察哈尔。自天启七年起，喀喇沁已经和察哈尔势不两立，怎么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陈仁锡这个情报从何而来？下文说明，“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居然能说出束不的“阳仇插汉，其实昵之”的情报，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而后金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和亲是其拉拢各部落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代表两者坚定的同盟关系。再下面的一句我就不整句再重复了，但是此句中的“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也是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取出来，以此来说后金人直接跑到袁崇焕的市场上买米。实际上，这里的记载只是写束不的部“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而四百“建州哨”只是说在束不的部内，没有说在开市的人群里。
后面的“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依旧是基于束不的与察哈尔“其实昵之”的荒唐前提。而最后一句“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依旧存在谎报，“四汗”就是皇太极，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哪里攻打过宁远？
通观这两个武进士的报告，错落百出，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连束不的和察哈尔的关系都搞不清。其实，仔细分析这段记载的话，不难看出，这两个糊涂的武进士是把所有异族都看成一伙的。一边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武断，一边又是请求“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的贪功……
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细读袁崇焕的奏折，理由很清楚。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在明朝应付一个后金都尚嫌吃力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坚决把喀喇沁推向敌人吗？“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
束不的部于八月与后金结盟。这个结果的确说明袁崇焕的招抚政策失败，但是并不能代表三月袁崇焕的开市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这是为了减少敌人而应该做的努力。其二崇祯已经指令计口卖粮的情况下基本不存在资敌的可能，除非束不的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后金，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束不的确定与后金合作是八月的事，三月计口买来的米难道还能吃到八月吗？事实上，明末辽东每年收成的时间是六月，袁崇焕计口卖粮只可能供给束不的“不满万”的人口到六月的口粮。皇太极之所以六月“议伐明”，并令蒙古各部“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正是因为后金也已经得到了新的一年的收成，可以有军粮准备军事行动了。
4、后金是安然绕道蒙古吗？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后金每牛录的甲兵数是六十人，因此皇太极带随入口的兵力只是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到。为何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5、皇太极入口就等于宁锦防线报废了吗？恰好相反，当满清用事实证明了他已经具有戏弄整个明朝的实力后，唯有宁锦防线才使得他不敢深入中原太远太久，因为始终有一只他啃不下的铁骑威胁着他的大本营。而当崇祯十七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被满清占据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席卷整个中原。
他这些错误里许多都是无法弥补的，比如东江镇，在他任命的一帮当了二十几年汉奸，投诚不过一年的人把持东江要职以后，这些人又重新投降了后金，最后兵变夺取了实权，后来有叛乱，并积极策反，所以东江被搞瘫痪了不说，连山东也叛乱，满清四个异姓王有三个出自这里，还有一个是袁大人手下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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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无数次指出****大佬故意混淆刘氏兄弟的忠奸区别后，他始终仍是要一如既往的把刘氏兄弟都打成汉奸。无它，篡改这段历史以求抹黑袁崇焕而已。
刘兴柞兄弟七人，初时的确从事于后金，刘兴柞更是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刘兴柞诈死逃到明朝，其余兄弟也随后从后金潜返明朝，成为东江将领。不可否认，刘氏兄弟是做过汉奸，时间虽然不是****大佬信口雌黄的二十多年，而是十年左右，但这也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刘氏兄弟归明后的作为如何呢？七兄弟里事迹最著名的有刘兴柞、刘兴基、刘兴治，分别排行老二、老三、老五。袁崇焕在皮岛杀了毛文龙后，重编东江军为四协，任命刘兴柞为其中一协的统领。不久以后又将四协改为二协，刘兴柞仍旧担任其中一协的统领。需要指出的是，两次整编中，另有一位陈继盛也始终是协领一职。而且直到袁崇焕入狱，东江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陈继盛，刘兴柞需要服从他的指挥。而陈继盛的身份则是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袁崇焕如此任命，显然是为了东江的军心安定。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接任辽事，将刘兴柞调到了宁远，刘兴柞在皮岛的协领一职就由刘兴治接任。此后，刘兴柞运用自己熟知后金军中口令旗号的特长，取得了一次小规模战事的胜利，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是在接着的一场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刘兴柞误中流矢，阵亡在抗清第一线。此时，在皮岛的刘兴治也取得了一次获胜的战绩。但是之后在刘兴柞的祭奠仪式上，刘兴治以刘兴柞身后待遇不公为理由发动兵变，杀了皮岛总指挥陈继盛和其属下一批军官。兵变发生后，孙承宗派遣副总兵周文郁赴皮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朝廷妥协，刘兴治领皮岛兵事。之后，刘兴治又在一次战斗中小挫清军。但是几个月后，刘兴治再起叛乱，这一次的目的却是为了降清，此次叛乱中，刚被调回皮岛的刘兴基坚决反对，结果被刘兴治绑了起来毒打。刘兴治第二次皮岛叛乱的结果是，被旅顺派出的明军厘平。
通过以上简单叙述的历史，可以知道，刘氏兄弟虽然曾经做过汉奸，但是归明以后，至少刘兴柞和刘兴基是始终忠于明室的。而刘兴治在第二次叛乱前，也还没有投敌的想法。袁崇焕生前，重用的正是刘兴柞和刘兴基，前者为皮岛协领，后者被袁崇焕带在宁远随军。刘氏兄弟其余几位包括刘兴治在内，在袁崇焕掌辽之时，根本没有被赋予什么“要职”。而****大佬却罔故事实，将刘氏七兄弟都称为汉奸，并把孙承宗任内的刘兴治得势叛乱也栽赃到袁崇焕头上，实质依旧是利用一般人不清楚这段事迹，肆意篡改历史抹黑袁崇焕。
2、再来说说满清四个异姓王的“三个”。明军厘平刘兴治的第二次叛乱后，朝廷任命了原旅顺守将黄龙担任新一任东江总兵。黄龙在清理叛乱余党的时候，牵涉到了耿精忠（因为其弟参与叛乱），耿精忠因此与孔有德一起私逃到了登莱孙元化标下。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孔有德被派去增援宁锦，路上却因缺饷强抢富户而兵变。由此，孔有德一路杀回登莱，耿精忠也随后叛变合流。孔耿此次叛乱被宁锦调来的辽东军杀败，两人带残部走水路投奔后金，却被黄龙与尚可喜在海路上狠狠的劫杀了一番。两年后，已经降清的孔耿又劝降了尚可喜，“山东三矿徒”就此都成为了汉奸。这一段历史比刘氏兄弟的更清楚，这三人叛变完全是自身原因，和毛文龙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大明朝亏待了他们。非要说的话，顶多只能说黄龙清理叛乱时打击面可能太大。但是，推荐黄龙为东江总兵的是孙元化，此时的蓟辽督师也已经是孙承宗。一句话，与袁崇焕全无关系。
3、吴三桂，袁崇焕死的时候他根本还没从军。
他耗费的银子砸进了锦州这个巨坑很难恢复，当锦州被修成了鸡肋后又是很难放弃的，最终明朝最后的家底“八总兵十三万人”被人家“围点打援”了，这些也是无法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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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崇焕耗费的银子很多吗？
《崇祯长编》卷15：“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00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0.75两，每万人就是20.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0.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0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00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0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0万石粮食（或者180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0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0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0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00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发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0.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0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0万之外，还有70万的数字似乎是多发的。
这70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发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发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发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发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发。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0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0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发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发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0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0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0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00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发放300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发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00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0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发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0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0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
但是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请饷”混淆成“得饷”，称袁崇焕在480万军饷外还得了120万内帑——而真实的30万内帑应当是一并计算在480万这个总数内的。
2、松锦之战是如何败的，洪承畴十三万大军惨败的原因是什么？
围点打援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是地理的要求，而是战力的优势！至少是对围住的“点”和要打的“援”都具有局部战力的优势。否则，既围不住“点”，也吃不了“援”。当然，在总体战力上，也允许比“点”和“援”加起来的实力稍差一些，虽然这样就有些冒险，但是是有可能通过战术的灵活变动打时间差，以达到局部短期内的优势。可是，如果想要围点打援的一方，如果自身实力弱于“点”和“援”的任何一方，这个战术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只除了唯一的一个特例：奇兵的运用。
松锦大战第一阶段，祖大寿在锦州内的守军约有三万人，多尔衮屯田义州逐渐增兵，最后总兵力增加到四万，祖大寿逐渐被困守锦州。第二阶段，洪承畴带十三万大军赶到松山，与祖大寿内外夹击对付多尔衮，明军占据绝对优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洪承畴没有彻底击溃多尔衮，打通到锦州的道路，实在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第三阶段，皇太极带领8万大军赶到救援，此时明军总数稍多于清军。但是由于明军被分割成了两块，因此对于洪承畴驻守杏山的13万大军来说，与皇太极的总体实力只是相当。考虑到明军野战不利，因此洪承畴更加小心谨慎的防守，以至于被清军施施然的挖了三道从锦州直到海边的大沟，隔断了锦州杏山所有明军和后方的联系。这时，皇太极出奇兵了：用阿济格带一支偏师夺取了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终于，明军军心大乱，洪承畴决定全军撤回宁远。但是撤退行动开始后，明军各部自行其事，丢弃了统一指挥的明军只能被清兵肆意屠杀。松锦大战的败局就此底定。从皇太极援军赶到，至洪承畴大败，总共不过十二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松锦大战前半阶段，洪承畴是完全有绝对实力可以击溃多尔衮的。从《满文老档》记载的多尔衮当时的军报就可以看到，以四万敌十六万的多尔衮是抵挡的多么狼狈。但是过于保守的明军将战事拖延到了皇太极整军来援。皇太极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突出奇兵，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军心，完成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这场惨败，和地形因素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反，对于明军的车营和满清的骑兵来说，锦州附近多山的地形其实正是极不利骑兵发挥、有利于车营火器防守的，这也正是孙承宗和袁崇焕选择在锦州筑城的原因所在。
他不策应朝鲜和东江，不仅让东江受损，朝鲜和后金结盟，更让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这样明朝在辽东的封锁圈就没有，毛帅一死后金则毫无顾及的绕道蒙古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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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时，袁崇焕有能力策应朝鲜和东江吗，如果策应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结果吗？
天启七年皇太极派遣阿敏率军三万征朝，顺便侵剿毛文龙。（三万这个数字可查看《朝鲜李朝实录》。明朝由于前线的毛文龙虚报敌情，所以有五六万、八万、十万三种说法，但是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军功是家常便饭，将其所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满清、朝鲜历次记录相对照，几乎从来没有未夸大的时候，这次当然也是如此。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且被阿敏打的凄惨无比，当然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因此阿敏征朝兵力只可能比三万少，绝不可能更多。由于满清方面没有丁卯出兵数的记录，因此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当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是毛文龙的谎报却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毛文龙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因此，真正使得这次可能的机会被浪费的，正是****大佬口中英勇无敌的毛大将军。
因此，第一，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使得明朝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第二，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2、丁卯之役朝鲜的惨败导致了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吗？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切身的利益，怎么可能发生立场大翻盘？喀喇沁部逐步转头后金，是从天启七年秋冬与察哈尔部大战却惨败开始的，如前“卖粮”事件中所述。
3、从《满文老档》中收录的“毛文龙来书”中也可以知道，丁卯之役后，毛文龙私自大打议和牌，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根本就没有了对后金作战的勇气和计划。即使在毛文龙间或还有胆一战时，广宁大战、宁远大战、宁锦大战这些所有的辽东战事中都未见东江的身影，难道毛文龙不死的话就能在己巳之战中建奇功？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未及东江其余将官士兵，东江实力丝毫无损。如果要说毛文龙生前对后金有所威胁的话，即使他死后这支力量依旧存在。难道东江这支力量掌握在袁崇焕手中，还不如掌握在首鼠两端的毛文龙手中威胁大？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他，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崇祯留了他几个月，杀他是因为民愤不平，国法不容。民愤主要是京畿地区的，因为袁大人自己保证在蓟西堵住后金军，他上奏曰：“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瞎指挥，后金军过了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才往北京赶。
蓟门很险要，素有“畿东锁钥”之称，袁大人不集中兵力在这里堵，却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连侦防都不能实现，实在是无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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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
4、皇太极在得知对阵的是袁崇焕后，第一次改变了入口以来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的军事作风，只敢悄悄绕过袁崇焕的防线，足以说明袁崇焕是皇太极唯一忌惮之人。袁崇焕得知后金军队绕路进军后，日夜疾驰，后发先至，迟一天出发却比后金提前一天赶到北京。
5、蓟门再险要，也只是相当于华北平原上其余地区的一马平川而言，一个未加修筑防御工事封锁的天然险地，难道能比皇太极入口的长城还险要么？后金军队一入长城，在华北平原就有如龙入大海，即使明军封锁住蓟州一带短短的区域，仍有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可供八旗铁骑选择侵略方向。难道皇太极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军事入门者，不晓得根据明军的布防相应改变自己行军路线么？仅靠五万明军就想要在华北平原上成功阻截满蒙联军，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袁崇焕死后，后金还曾四入中原，明军依然拿四处运动的清兵毫无办法，足可见以此责袁崇焕失职，完全是强人所难。
6、指责袁崇焕“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与指责袁崇焕没有阻截住满蒙联军是根本矛盾的两件事。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根本不是指责他这种行动导致阻截失败——崇祯对于军事也比****大佬强得多，不至于说出这么狗屁不通的话——崇祯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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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袁崇焕从上任到下狱，崇祯真正给他的事件只有十六个月，以五年平辽未能达成目标来罪责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是最为可笑的罪名。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大佬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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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辽饷和辽东军饷的区别，是明末历史的一个常识，这点我也已经再三对****大佬指出。但是与其它篡改历史的伎俩一样，如此便于混淆视听的说法，****大佬即使明知错误也始终不肯放弃。而明知故犯的恶意抹黑英雄，其性质比无意的误解要恶劣十倍百倍。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0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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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大佬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还真是有意思的很。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的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
另外，袁大人消耗的“宁锦防线”上的太多的资源，不仅导致了蓟镇无法加强而被后金突破，还导致了其他几个北方军镇的军饷、粮饷无法如数派发，灾民不能得到及时的赈济，这导致了诸如李自成这样流民和溃兵相结合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北京在遭受瘟疫以后被流寇轻易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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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财政已经陷于崩溃。辽东士兵所费，不过是该得的薪资而已。宁锦防线的额外开支，也远远小于合理范围。因此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如果要加强蓟镇，单单修补一千多里的长城就需要耗费崇祯朝一百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而给全国所有的士兵按时足额发饷，同样也是皇帝和百官不吃不喝都满足不了的一笔庞大数字。在这种总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应该优先配给哪里？当然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辽东，当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辽军。袁崇焕死后，崇祯王朝苟延残喘的十余年内，阻挡住满清大举入侵步伐的，成功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都是这支关宁铁骑。如果明廷没有把资源优先保证这支军队（其实也不过是基本按时足额发工资而已），明朝的灭亡还要早十年。
就明朝灭亡而言，袁大人这几下子确实来得不轻，而且很不是时候，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持续70余年，明朝以那点可怜的财政，一直撑到了1644年，就快熬过去了，1650年以后灾害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灾害逐渐减退带来的恢复而已，离明朝正常水平还差了很远，若没有袁大人这几下子折腾，明朝再熬上几年，就缓过气来了，国力恢复到相当水平，那不是后金这种对手能应付的。
在灾荒年间，人口其实是负担，但在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时期，人口就是资源，明朝就是没有熬过这个节点，实在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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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小冰河期中，比明朝更寒冷的、粮食收入更少的满清越战越强；拥有国土一半南方粮仓的明朝却更快更无可救药的糜烂了。恶劣的气候难道真的象****大佬所说，是明朝致亡的根本原因吗？
在袁崇焕之前，历任辽东指挥官节节败退，从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直到锦州，辽东镇的国土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而且明朝在满清的进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正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首次在正面战场上抵挡住了满清的攻势，为明朝的修生养息和恢复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袁崇焕始终坚持的“和为旁着”，更是这种战略修整的必要补充手段。延续大明王朝的功臣，正是袁崇焕！
在灾荒却没有战争的年间，人口的确是负担；但是在灾荒而导致战争的时期，人口却是一项资源。而且，如果小冰河期理论成立的话，满清的的受灾程度理所当然要比明朝更甚。天灾绝不可能成为明亡于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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