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库www.yuedsk.com)(阅读库 www.yuedsk.com) 两人默默喝了一会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军中将领,内翰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讲这些废话的。”
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们高级,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洋人知识。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级的、先进的、键全的,他们眼里中国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语。
文人们的眼里,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积德。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汉朝开始独尊儒术,要是不这样做,早去学洋人,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么会被洋人欺负呢,总也会是洋人中的一员哪。大汉威加天下时,四海之内,皆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时,万里之内,尽皆宋风。对这些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早去学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时候,还想着用后世知识,做出政绩入庙堂,为这个世界带来开明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官做得久了,书读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亏没那个机会,不然好尴尬。多尴尬?就跟这个时候的宋军对千年后的人民军队说,你们不行,让我铁血强宋的军队教教你。
文化对内表现出来的是凝聚人心,让百姓感到幸福,让政权有坚定的民心支持。对外表现的,则是外族心慕华风,主动取汉名,用汉字,说汉语,读汉人写的书。这可不是靠诗词歌赋来的,那只是文化的小节,是业余活动。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论。
文化思想为政治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最强大的战斗力就表现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让杜中宵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不是因为胜负,而是京城禁军,大部分的指挥和行动都是按着错误的程序运行,好像套招一样,被张岊捡了一场大胜。京城禁军荒诞,如果文化是战争,前世岂不同样荒诞?
前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根基,政治原则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条政治过硬。但就是有军人自豪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种思想哪里来的?文化人吹出来的。人民军队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根基当然是人民,扯东扯西想表现什么?
中国没那么落后了,也要向外边输出文化了,输出什么呢?只能说一言难尽。真正对国外产生影响的文化输出,杜中宵仔细想想,大概只有两项是实打实的了。一是电影上夸张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国小伙见到了中国人,啪两手一拍,摆个资势,然后来一句:“中国功夫——”一定要带着外国人口音。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军队的军容、军礼、军制等等附属于军队的内容,是真地输出。
其他的文化输出,就透着荒诞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饮食文化,烹饪技艺,活生生在中国本土变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觉得要用日本名字才显得上档次,有文化,你输出到哪里去?你说这道料理表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输出中国饮食文化呢,还是向人展示日本人会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时间,学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变成了男生女生,谁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港台,然而这样说好有气质哦。学校里面,好好的同学,变成了学长学弟,学姐学妹,学湾湾,湾湾则是学的日本。曾经很正常的人工智能,各种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种智慧了,还是学的港台。这一切的发生,可是在经济已经赶了上来,中国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气的时候。
这些表象,展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怎么样?说复兴传统文化,推崇三字经。不谈思想内容,这是蒙学读物,就是说当时文化人的传统文化水平,还在蒙学阶段,是半文化盲呗。出来推行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还说什么呢。除了推广三字经,推广传统礼仪,找什么人呢?说相声的,敲大鼓的,来给你讲讲老礼儿,一定要带个儿话音。不带儿话音,体现不出幼儿园水平。
传统礼仪,讲老礼儿?处处透着荒诞。这个年代有太常礼院,时常重定新礼,那些各种典籍,是让你参照着来定新礼的,讲老礼儿要他们干什么。
礼和乐是联起来的,礼乐。礼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体现时代风貌,自古以来都有。前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是那个时代的新礼。新社会,不用旧的典籍,脱离了古典时代了。乐,不是简单的指音乐,或者说主要内容不是音乐。乐是正音,正音之后,来统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个单位,钟,就是乐用来正音的。定了乐,就是定了度量衡。礼是确定人的正确行为的,与礼相对,乐是确认自然界的标尺的。什么叫作有文化?这样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个单位,脚长定一个单位,一个两个马屁股一个单位,你敢说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铁监的时候,只是统一和标准化,没有重新定义度量衡,因为他真地不会。按照上面说的随便定单位,会让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当猴子一样看的。以乐正音,来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断绝的情况下,后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办法非常原始,却有效。
文化是一个体系,表现在方方面面。民间文化是皮毛,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上层建筑,才是集大成者。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样一句违反军队政治原则的话,能被文化人吹嘘,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到军人,说明了时代文化的虚弱。人民政权的政治使命,写在大门边:“为人民服务”。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应该是从这一句话生发开去,形成完整体系的。“为纳税人服务”,“要对纳税人负责”,这是与政治原则严重不相符的,却被文化人当作口头禅,影响到官员,你敢说时代有文化?
文化展现为官员的政绩,就是文治,与武功相对。文治的极致,是天下归心,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政权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个社会处处透着一副没文化的样子,文治从哪里来。文治对内是天下归心,对外是远人慕化,异国异族向往学习你的文化。宋朝表现出的,是对面的契丹汉化,是旁边党项汉化,是后来的女真人汉化。军队打不过,谁有办法,摊上了这么一支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的军队。
杜中宵前世,在有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的情况下,不要说远人慕化,连收回和没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种的人,都从底子里瞧不起你,不认同你,觉得他们该高高在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化的虚弱,根基浅薄到了荒诞的程度。不要说敌人强大,不要说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怀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对着历史指点江山,不过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他们连最弱鸡的也打不过。
在军事上,杜中宵可以凭着自己记忆中的知识,打开一番局面。在文化上,凭着学来的那一点点皮毛,和浅薄文人灌输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对这个年代有文人指点江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具体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就会发现人家比你懂。
欧阳修以治乱改革了天命论,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让后世的文人评点一番,一定会加上几个定语,简陋的,原始的,朴素的,等等,以显示他们文化层次的高级。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究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却并没有超出治乱理论的框架。所谓的高级文化,表现在哪里?
如果杜中宵用后世学到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军队的大宋禁军。因为教给他知识的人,理论和思想高度,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评点这个时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说有让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论上俯视这个时代的,其实只有简单几个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么,只要在人民的立场上,就真正立足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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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们高级,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洋人知识。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级的、先进的、键全的,他们眼里中国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语。
文人们的眼里,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积德。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汉朝开始独尊儒术,要是不这样做,早去学洋人,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么会被洋人欺负呢,总也会是洋人中的一员哪。大汉威加天下时,四海之内,皆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时,万里之内,尽皆宋风。对这些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早去学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时候,还想着用后世知识,做出政绩入庙堂,为这个世界带来开明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官做得久了,书读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亏没那个机会,不然好尴尬。多尴尬?就跟这个时候的宋军对千年后的人民军队说,你们不行,让我铁血强宋的军队教教你。
文化对内表现出来的是凝聚人心,让百姓感到幸福,让政权有坚定的民心支持。对外表现的,则是外族心慕华风,主动取汉名,用汉字,说汉语,读汉人写的书。这可不是靠诗词歌赋来的,那只是文化的小节,是业余活动。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论。
文化思想为政治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最强大的战斗力就表现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让杜中宵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不是因为胜负,而是京城禁军,大部分的指挥和行动都是按着错误的程序运行,好像套招一样,被张岊捡了一场大胜。京城禁军荒诞,如果文化是战争,前世岂不同样荒诞?
前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根基,政治原则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条政治过硬。但就是有军人自豪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种思想哪里来的?文化人吹出来的。人民军队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根基当然是人民,扯东扯西想表现什么?
中国没那么落后了,也要向外边输出文化了,输出什么呢?只能说一言难尽。真正对国外产生影响的文化输出,杜中宵仔细想想,大概只有两项是实打实的了。一是电影上夸张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国小伙见到了中国人,啪两手一拍,摆个资势,然后来一句:“中国功夫——”一定要带着外国人口音。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军队的军容、军礼、军制等等附属于军队的内容,是真地输出。
其他的文化输出,就透着荒诞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饮食文化,烹饪技艺,活生生在中国本土变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觉得要用日本名字才显得上档次,有文化,你输出到哪里去?你说这道料理表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输出中国饮食文化呢,还是向人展示日本人会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时间,学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变成了男生女生,谁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港台,然而这样说好有气质哦。学校里面,好好的同学,变成了学长学弟,学姐学妹,学湾湾,湾湾则是学的日本。曾经很正常的人工智能,各种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种智慧了,还是学的港台。这一切的发生,可是在经济已经赶了上来,中国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气的时候。
这些表象,展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怎么样?说复兴传统文化,推崇三字经。不谈思想内容,这是蒙学读物,就是说当时文化人的传统文化水平,还在蒙学阶段,是半文化盲呗。出来推行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还说什么呢。除了推广三字经,推广传统礼仪,找什么人呢?说相声的,敲大鼓的,来给你讲讲老礼儿,一定要带个儿话音。不带儿话音,体现不出幼儿园水平。
传统礼仪,讲老礼儿?处处透着荒诞。这个年代有太常礼院,时常重定新礼,那些各种典籍,是让你参照着来定新礼的,讲老礼儿要他们干什么。
礼和乐是联起来的,礼乐。礼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体现时代风貌,自古以来都有。前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是那个时代的新礼。新社会,不用旧的典籍,脱离了古典时代了。乐,不是简单的指音乐,或者说主要内容不是音乐。乐是正音,正音之后,来统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个单位,钟,就是乐用来正音的。定了乐,就是定了度量衡。礼是确定人的正确行为的,与礼相对,乐是确认自然界的标尺的。什么叫作有文化?这样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个单位,脚长定一个单位,一个两个马屁股一个单位,你敢说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铁监的时候,只是统一和标准化,没有重新定义度量衡,因为他真地不会。按照上面说的随便定单位,会让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当猴子一样看的。以乐正音,来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断绝的情况下,后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办法非常原始,却有效。
文化是一个体系,表现在方方面面。民间文化是皮毛,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上层建筑,才是集大成者。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样一句违反军队政治原则的话,能被文化人吹嘘,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到军人,说明了时代文化的虚弱。人民政权的政治使命,写在大门边:“为人民服务”。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应该是从这一句话生发开去,形成完整体系的。“为纳税人服务”,“要对纳税人负责”,这是与政治原则严重不相符的,却被文化人当作口头禅,影响到官员,你敢说时代有文化?
文化展现为官员的政绩,就是文治,与武功相对。文治的极致,是天下归心,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政权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个社会处处透着一副没文化的样子,文治从哪里来。文治对内是天下归心,对外是远人慕化,异国异族向往学习你的文化。宋朝表现出的,是对面的契丹汉化,是旁边党项汉化,是后来的女真人汉化。军队打不过,谁有办法,摊上了这么一支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的军队。
杜中宵前世,在有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的情况下,不要说远人慕化,连收回和没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种的人,都从底子里瞧不起你,不认同你,觉得他们该高高在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化的虚弱,根基浅薄到了荒诞的程度。不要说敌人强大,不要说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怀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对着历史指点江山,不过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他们连最弱鸡的也打不过。
在军事上,杜中宵可以凭着自己记忆中的知识,打开一番局面。在文化上,凭着学来的那一点点皮毛,和浅薄文人灌输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对这个年代有文人指点江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具体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就会发现人家比你懂。
欧阳修以治乱改革了天命论,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让后世的文人评点一番,一定会加上几个定语,简陋的,原始的,朴素的,等等,以显示他们文化层次的高级。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究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却并没有超出治乱理论的框架。所谓的高级文化,表现在哪里?
如果杜中宵用后世学到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军队的大宋禁军。因为教给他知识的人,理论和思想高度,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评点这个时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说有让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论上俯视这个时代的,其实只有简单几个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么,只要在人民的立场上,就真正立足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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